专访《宝贝儿》导演刘杰：无剧本，有助于抓取新鲜和真实

谁能决定一个生命的生死？

在由刘杰执导、杨幂郭京飞出演的电影《宝贝儿》里，无论是导演，还是觉得“孩子应该活着”的江萌，亦或是“孩子没有未来”的父亲徐先生，在面对这个问题时，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。

由杨幂饰演的江萌情绪很足：江萌是个倔强到一根筋的女孩儿，她在影片里反复询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救她！她是可以被治好的！”

相比之下，郭京飞作为父亲的表演，更沉，更钝，直到影片三分之二时，他才呈现出属于男性的痛哭失声：“这个孩子是没有未来的。”

这种疼痛无处宣泄的无措和麻木，被维持到了最后。当父亲对江萌宣告孩子已死的消息时，导演刘杰和郭京飞达成了一致：不要展现出痛恨，也没有被观众解读的宽慰之情。一个父亲的脸上，只有麻木和空白的情绪。

刘杰试图在影片里把握住那种介于幸运与否、道德正确和感情之间的问题。他感到这不是一个每个人都愿意面对的问题：“所有的人都同意自己会得病。但是，如果你问他们，你思考过自己可能会生一个残疾的孩子吗？很多人在排斥，他们会斩钉截铁告诉说你不会，似乎思考了这个问题，就像一个诅咒。”

在电影里，他并未过多地通过戏剧性的冲突，来制造一种是非对错的价值观输出。对于刘杰而言他更希望通过一种平衡的模式，来展示一种道德困境。“我自己觉得我不想不明白，也不能去指正谁，就只能把这个话题抛出来让大家讨论。”

《宝贝儿》拍得很大胆

在《宝贝儿》进行拍摄时，刘杰做出了第一个比较大胆的设置：没有剧本。

“剧情线在拍摄的过程过程中同步修正。在拍摄之前，我是有一个五页纸的梗概。但是实际上，现在的成片，和五页纸的梗概对比来看，除了视角还是从女孩子出发，故事的主线没有改变，其他都不一样。”

这个大胆的创作模式，来源于他2012年拍摄《青春派》的经历。当时由于时间紧迫，剧组在无剧本的状态下进行开机。经历过一边拍一边创作的模式后，刘杰发现这种情况能激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。“它有助于你抓到最真实和新鲜的东西，按照剧本来拍，有一些部分，会出现固有的呆板。这可以算是一种创作瓶颈的突破：一旦突破过去，就可以享受到新的乐趣。”

《宝贝儿》这部片子，大胆的创作，不仅局限于没有剧本这一点，毕竟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找杨幂来出演这部片子，就已经算得上一部险棋。

他已经被反复询问过，对杨幂的表演是否满意：“如果杨幂出道就接贾樟柯、韩杰导演的戏，她现在可能就被拱到了艺术片、实力派演员里了。我并非要表扬一个女演员，如果非要表态的话，我认为杨幂演得非常好，我对她满意，因为是我让她‘过’的。”

刘杰认为，选角色，还是因为合适。虽然杨幂在最开始，仍然保留着一些电视剧表演的习惯，但他们在磨合后，实现了表演上的突破。后来，即便在不演戏的时候，杨幂也保留着影片里江萌的走路模式。“如果杨幂是很粗壮的，可能就和电影不搭。我要求生活中的她就是这种样子，一种小小的瘦弱感，那种劲儿，才容易把观众带进来。”

除了表演，他还成功让杨幂饰演的江萌，变成了一个讲着江宁话的南京女孩。

江萌是南京人的设置，源于刘杰对剧本完整性的要求。由于影片拍摄地点位于南京，并且有许多真实的非职业演员参与出演，无论是警察，还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，都说着一口南京话。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旦江萌是在南京远郊村子里长大的女孩子，她怎么可能讲的一口别的方言？那就打破了这个生活的真实性，我不能接受，观众也不能接受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让所有人都讲普通话，但那样的话，主人公就应该生活在都市里，朋友来自于全国各地，这才能维护好影片的真实性。现在这个片子，大家都是南京人，那就应该讲南京话。”

一部片子的“合适”，来源于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共识。对于地方方言的要求，李鸿其很难完成，但刘杰看好他，于是为他设计了聋哑人的身份。在《宝贝儿》里，李鸿其没有一句台词，全程以手语出演，却演出了同为弃婴残疾者，掩藏在自立下的辛酸和无奈。

在影片里，刘杰使用了大量的手持摄影和特写，他舍弃了以往的固定镜头和大全景，这对他而言，也是为了更适合表现内容而做出的突破。“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要做到内容为先，形式对我而言不太重要。在这个片子里，手持摄影能够带来拍摄极大的方便性，更容易抓取人物，也能带来对主要人物的投入感。”

隐而不发的伤害与存在

影片的时间跨度并不长，从一个狭窄的切口，最容易看到的，是江萌执意要营救孩子，很“圣母”，而孩子的父亲徐先生则显得异常狠心，贸然就决定了孩子的未来。

然而，有更多的细节，让在戏剧层面有着对立关系的“救和不救”，隐藏在镜头的虚焦里。江萌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是“健康的”，但在体检中露出的伤疤，和无法沟通的执拗，都暗示着多次手术为她带来的伤害，正如孩子父亲所说的那样，江萌执于的“可以活下来”，在他眼里，在同为弃婴的小军眼里，是没有未来的。

孩子的父亲，也在这一事件里受到了比悲痛更为沉重的伤害。被福利人员的道德谴责，被警察一次又一次的登门拜访，家门上被喷上了鲜红的杀人犯大字，都是隐而不发的暗示和创伤。在多出的细节里，父亲和江萌的“救与不救”，发问和解答，谴责和被谴责的的身份，都在细节中转换，形成一种观点上的互通。

但互相理解是理想的，现实如徐先生告知江萌死讯之时，更多地呈现出麻木和空虚。在双方都无言以对的时刻，没有互相了解，没有皆大欢喜。

这或许也是刘杰试图展现出的一种状态：每一个试图挥拳和嘶吼的人最后都空虚无力，死亡和伤害存在，又近乎隐形，不被提起。

“你越拍这种题材，你对他们了解就会越多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人群是好庞大的。但大到什么程度？根据《中国儿童福利报告》，每年被弃的孩子有十万人，这个累计下来的话，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四百万人，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，怎么生活。”

“但我觉得，这是不应该的，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是政府问题。大家都觉得似乎这是社会的污点，是丢人的事，但实际上你越不关注，社会问题引起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。”

在当下，以商业类型片的模式，对社会问题加以展现，已经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模式：制片方收获票房，创作者收获口碑，社会问题收获关注。而刘杰之前也在类型片上有所创作，对于他来说，以类型片的模式拍摄一部现实题材影片，并非不可为。

但刘杰从最开始就拒绝了这种提议。

“现实题材类型片，它对真正的现实主义，会有伤害。它可以感动很多普通观众，但真正谈及严肃议题，很多时候，它无法经得起推敲。或许，我今天看了看，觉得拍类型片还可以，但十年之后，我可能会因此羞愧，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创作者被逼着将矛头指向了一个假的假想敌。”

“创作者会被逼着说假话。”刘杰说：“我不能接受这一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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